我在大同铁路下层单元工作的时候，集全了由20枚制钱构成的一套“康熙通宝”。这是我珍藏的古币之中最为满意和珍爱的藏品。
所谓“制钱”，系古货币的俗称，其由以铜为次要材料的贱金属所铸，因呈圆形两头无方孔而被历代文人戏称为“阿堵物”“孔方先生”，“往钱眼儿里钻”这句鄙谚和“铜臭”一词，盖出于此。
各个朝代的制钱，后人对其有分歧的称号，就我所具有的制钱而言，有“秦半两”（始于秦始皇同一货泉）、“汉五铢”（汉朝）、“周布泉”（北周）、“唐开元”（即“开元通宝”，唐朝所铸）等等。
清朝所铸的货币，反面有标来岁号的汉字，如“乾隆通宝”，后背还有暗示造币局（工场）地点地的满文。到了顺治年间，全国12个造币局所铸之钱，后背除了满文还有汉字来暗示造币局地点地。
至康熙年间（公元 1662年-1722年），又增设了8个造币局。虽说这20个造币局在全国分布并不服衡，有的省没有，而有的省（如山西）则设两处，但均沿袭在制钱后背标明满、汉两种文字的做法。后人将其称为“顺治背字”“康熙背字”。所谓背字，即后背有汉字。从雍正时起，便打消了汉字，仅以满文暗示。也就是说，清朝制钱仅有顺治、康熙采用蒙、汉两种文字。
制钱反面“康熙通宝”这四个字是康熙皇帝御笔，若干“复成品”由驿站传送到各地造币局，而后背暗示造币局地点地的汉字，则由本地官员或名人题书。这从制钱正、后背的字体、字形、大小可以或许获得印证。
大约民国初年，有货币珍藏快乐喜爱者为便利回忆，将这20个暗示造币局地点地的字，编成一首五言诗：
此中：“同”指山西大同，“福”为福建的福州，“临”是山东临清，“东”指山东济南，“江”指江苏江宁（今南京）；“宣”为河北宣化（今属张家口市），“原”为山西太原，“苏”为姑苏，“蓟”是河北蓟州，“昌”为江西南昌；“南”指湖南长沙，“河”指河南开封，“宁”是宁夏银川，“广”为广州，“浙”指浙江杭州；“台”指台湾，“桂”为广西桂林，“陕”指陕西西安，“云”指云南昆明，“漳”即福建漳州。
我收集这套币时，各个品类都较为通俗，只是“漳”“南”，特别“台”字难以搞到（与铸币数量及畅通渠道之局限相关）。但今非昔比，珍藏者一多，以假乱真的假货纷纷出笼，令快乐喜爱者苦不胜言。
据史料记录，清顺治十二年（公元1656年），在山东莱州府设立了造币工场，谓“莱州府局”，锻造“顺治通宝”，但两年后即停产，此间所铸之“通宝”，其后背并未有“莱”字者。依笔者鄙意，估量“该厂”是“挂靠”在济南造币局，或干脆就是济南的一个“分厂”，那么，其“产物”当然要以“东”字来“冠名”了。而顺治的继任者康熙，也没让莱州造币局“恢复出产”，缘由不过乎：其时就全国而言，造币工场产大于销或曰出产过剩，货泉的刊行量要按照市场需要来调理，即投放的太多，钱会贬值。既然库存量充沛，也就用不了那么多制造货币的厂子，所以就来了个“关、停、并、转”。
锻造制钱的工艺过程跟铸锅、铸炉子甚至更大的铸件一样，都是先做木模，用木模做砂型，上面留口子，待砂型干了，把熔化了的铁水或铜水浇进去，凝固后，断根概况的砂，再铲掉飞边、毛刺。大件需要两人抬着铁水（或铜水）包往口子里浇注，再大的工件用吊车。而制钱那么小，还得立着制造沙（而不是“砂”了）型，试想，上面的口子得多细啊，浇注铜水之功，几乎胜于绣花。所以说，别看制钱个头儿小，做起来实在不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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