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次装裱五次进宫的《千里江山图》卷

《千里山河图》卷的递藏消息根基上接近完整，可证明该图简直出自于北宋青年画家王希孟之手。该卷履历了3次装裱和5次进宫的复杂履历，出格是后两次装裱都进行了修复。

1113年，徽宗收下王希孟呈献的《千里山河图》，第一次装裱必定近似“宣和装”，蔡京获赐此图并在前隔水写了题记。画幅的卷首、卷尾和蔡京题均有伤痕，往两头就慢慢没有了，这是诸多观画者在千百次不规范操作，即用手指抓挠两端开合手卷形成的。这些不成能是蔡京留下的，他不至于要如斯赏识一个晚辈的画。谁在频频阅览该图呢？蔡京在后记里记下了徽宗的圣旨：“全国士在作之罢了”，意即该当将全国的强人启用起来，令其干大事。徽宗一方面称颂王希孟，另一方面要蔡京去“作之”，即推广该图的画法，要求宫里年轻画家学仿该图的青绿画法。该图曾持久辗转在宫廷年轻画家的手里，弄得卷首卷尾两端破损严峻，这些是无言的汗青证据。

1126年，钦宗废黜蔡京，字画装裱意味着其财富要被检查，《千里山河图》又回到了内府。金灭北宋，劫走了北宋御府所藏的书画、图籍和珍玩等，此中也包罗该图。在该图的卷尾上部有一长方白文印，印文是“寿国公图书印”（白文），比来吕晓密斯在台湾学者王耀庭先生研究金代印章的根本上，撰文确认这是金代尚书右丞相高汝砺的珍藏印，他于1220年被赐赉“寿国公”，死于1224年，该印必然是在这4年之间加钤到《千里山河图》卷上的，明显其时他是该图的仆人。

高汝砺在1224年离世之后，该图传到了南宋，被理宗赵昀珍藏，是为第三次进宫。此时的卷首、卷尾曾经被北宋末至金代的抚玩者抓挠得相当疲软了，前隔水上下两端很可能脱裱、脱丝严峻，理宗敕令重裱和修复这幅超长卷，在卷首钤印“缉熙殿宝”（白文），这么一来，在卷首和卷尾别离钤有宋金藏印，该卷的两端根基上是完整的，不太会呈现大段被切割的现象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：前后裱换上了新材料，蔡题被移到了卷尾，变成了后记。其根据有三：一、蔡题上的疲损裂痕与卷首的成长趋势是分歧的，同时受损，因为前隔水用绢的材质不及画幅，加上它位于前部，受损的程度会更高，蔡题曾经疲软至极（图1）。二、蔡题的右侧有一方圆形白文骑缝章，另一半在引首上，利用印泥似宋代水蜜印，与单国霖、单国强和凌利中先生切磋，像“沐”字，另有另一半在前面的引首上，被切割。三、蔡题多处提及徽宗对王希孟和该图的评价，若题在卷尾是大不敬的，加上蔡京年长希孟51岁，题于卷首，合情合理。蔡京对徽宗的画是题在卷尾，如蔡京在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卷（故宫博物院藏）的后隔水题写的后记，恭顺地写下了他的观感（图2）。

蔡题被换位有着深刻的汗青布景。“京师六贼”遭到了南宋社会的鄙弃，据元初缜密《思陵书画记》载：“古书画若有宣和御书落款，并行拆下不消。别令曹勋定验。别行撰写名作画目，进呈取旨。” 他的《齐东野语》卷六弥补道：“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。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。其源委授受，岁月订正，邈不成求，为可恨耳。”连徽宗御笔都要被裁去，更况且“前辈品题”了，现实上就是“京师六贼”的题跋。理宗若裁去蔡题，该图等于没有“户口”了，他不得不采纳一个折中的法子：将蔡题移到卷尾，开卷时就不会那么刺目。蔡题的破损明显与卷尾的纹理没有跟尾关系，它们本不是一体，曹星原密斯在《展记》里撰文认为它是从别处移来的概念是对的，但环节的问题是要搞清晰它事实是从何处移来的、谁移的、为什么移。

蒙前人灭南宋后，该卷被大都（今北京）高僧溥光珍藏了。溥光，俗姓李，字玄晖，号雪庵，大同人。晚年落发为僧，次要勾当于至元到皇庆年间（1264—1313），擅长书法，特别是牌匾大字，经赵孟頫保举，大要于1298年入宫。

需要注释的是，溥光款署：“大德七年（1303）……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”（图3），钤印“雪庵”（白文）和“溥光”（白文），还有两个印痕似花押。清代黄本骥《跋溥光书万安寺茶榜》说他在“至大初（1308—1311）授昭文馆大学士”（苏显双查出刊于清吴荣光《辛丑消夏记》卷四），此乃虚职。据凌利中先生提醒，溥光在传为唐代韩滉《丰稔图》卷（故宫博物院藏）后书有后记（图4），经比对，其书写习惯和笔性书风实为一人，恰如明初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卷七所云：“溥光小字亦有格力”。那么溥跋即为原始的第一手文献，清人黄本骥所录是传抄文献，会有误，溥光任职昭文馆大学士的时间也许要提前5年。

阅读宋元后记应进入其时的语境。溥光说这件“安插宏远”的“巧密”之作是“丹青小景”，此系宋人特别是北方画家对江南图景的称法，还有“江南画”等别称，如李唐在北宋所作的一幅山河全景之图，在其时即被命名为《山河小景图》卷（49。7厘米×186。7厘米，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）。溥光自“志学之岁”（15岁）第一次“获观”是图，到书跋为止曾经“百过”，很明显，该图开初不属于他，后来收入囊中，否则哪有百余次的抚玩之便？按照释教“四大皆空”的戒律，和尚不得炫耀财富，和尚圆寂后，其财富悉数归寺庙所有。所以和尚大多不在题跋里记实采办书画的细节和表情，特别是像溥光如许的高僧，在他圆寂后，该图极可能归于大都某个寺庙，成为庙产。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该图难以在珍藏范畴里畅通。也许这能够澄清此图在溥光之后300余年无珍藏消息的背后缘由。

直到明末清初，该图为珍藏家梁清标所有，杨新先生认为，梁清标“自题了外签，又在本幅及前后隔水、接纸上盖有梁氏珍藏印多方”，明显梁清标对该图进行了第三次装裱，其题签为：“王希孟千里山河图”。溥跋是书写在两张信札上，最初落款在第二张纸上，其笔迹均为一人所书，笔迹有较着的渗化现象，这在裱好的拖尾上是不成能呈现的，溥跋本来多半是夹在画卷里面，梁清标重裱时，将它裱在蔡题之后，并裁去溥跋余纸，因而留下了两张纸之间的接缝。

清初关于希孟姓王及早亡的消息虽然上距北宋500年，但未必满是空穴来风，王希孟画完此图后，虽然宫里呈现了一些青绿山川，但没有一幅画属于希孟的气概，也没有一句关于他的文献。清初宋荦在《论画绝句》里提到“王希孟……作设色山川……不多死，年二十余”，吕晓密斯考据清初顾复的《生平宏伟》作于宋荦《论画绝句》之前，前者记录了其时北京画商王济之所言：“王希孟……曾作青绿山川一卷。”加上梁清标的题签，三说分歧，希孟姓王就不是孤证了，顾、宋对该图的名称说得都比力笼统，明显其时梁清标还没有重裱此图和冠名。该图处在旧裱（宋裱）情况时，必定有旧题签，上面会有作者的姓名和半笼统的图名，按宋人的习惯，会称之为“王希孟设色山川图”。前人有时会在外包首题签的图名之下，补上几行小字，记实该画家生平中最主要的事务，如宠遇、职官、卒年等。笔者猜测：清初说到希孟的姓氏和早卒的消息会不会出此刻这里？不然，正如故宫专家肖燕翼先生所言，宋荦如许身份的人不成能编出这种毫无意义的大话去协助制假，他终究曾被康熙帝誉为“清廉为全国巡抚第一”。王希孟早卒的可能性是具有的，但还需要作进一步探究。

业内皆知，梁清标的很多藏品是在他身后流到清内府的，该图何时四进宫，尚不得知，但至多是在《石渠宝笈》初编完成的1745年之前。1923年，该图被溥仪盗出，20世纪50年代初被文物商靳伯声在琉璃厂所得，后移交文化部文物事业办理局（今国度文物局），1953年拨交故宫博物院，这是《千里山河图》第五次进宫，最终竣事了它的颠沛之旅。